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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为正的年代

2000-08-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一川 我有话说

按我的猜测,老舍文学创作奖获奖作品应当是与北京生活有关的,旨在鼓励描写北京人的生活。读完首届获奖中篇小说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贫嘴》)和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以下简称《永远》),我的猜测可以说得到了验证:不仅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而且两位作家,都是北京人。从这点看,这奖颁发得颇有道理。但是,我仍然感到了一种意外———这主要来自我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的相同印象。仔细想来,这种意外又有某种合理性。

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确实有其相似之处:《贫嘴》的男主人公张大民是北京一家保温瓶厂的普通工人,而《永远》中的白大省则是来自北京胡同的平常女人,他们都属都市“小人物”。所谓“小人物”是相对于“大人物”来说的。如果说“大人物”是指那种在社会生活进程中扮演明显的正面或反面、进步或反动、积极或消极角色的男男女女,那么,“小人物”则是那种在社会生活进程中处于底层的、不起眼的甚至卑微的平凡人。引起我注意的是,描写这样的“小人物”的作品竟然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这说明了什么?一个明显的启示是:写“小人物”可以成为或进入当今文学秩序的主流或正统。

确实,“小人物”在这里充当了正面人物,被赋予了正面人物素质。按通常模式,正面人物应该是那种或多或少干“大事”的“英雄”。但这两篇作品却全力描写北京市井小人物。张大民文化程度低,长相平常,从未干过“大事”,一心只在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生活”。白大省“永远”为别人着想,而自己的个人生活却弄得一团糟,“永远”成不了自己想成的那种人。写这类“小人物”可以有多种不同写法:一是赞扬其平凡中的崇高品格,如鲁迅《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二是批判其愚昧、守旧或卑劣,如《药》和《阿Q正传》;三是不加褒贬地描摹其日常生活状态,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而这两篇小说对主人公的描绘体现了新的写法:褒贬杂糅。这就是说,对主人公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否定中糅合着肯定,形成一种复杂的褒贬杂糅情形。铁凝让其叙述人“我”在《永远》结尾处评论白大省时说道:一方面,“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恨她”;另一方面,“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爱她”。“恨和爱”在此“永远”地交织在一起了。

至于这种“小人物”自己,则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自我“扯平”。他们的基本生存状况可谓十分艰辛,却能顽强地承受下去,自我找乐,自得其乐。按刘恒的说法是,“物质胜利这么难,弯回来在精神上胜利一下”,结果是:“自己跟自己扯平”(刘恒《老天爷饶命》)。正是凭借这样的自我平衡哲学,张大民才能安心追求和享受自己的日常“幸福生活”,同理,白大省也才会在每一次情感受挫之后都及时地调整心态,实现精神平衡。“她把自己重重地往床上一砸,扯过一条被子,便是一场蒙头大睡。我看着眼前的这座棉花山,想着在有些时候,棉被的确是阻隔灾难的一件好东西,它能阻挡你的寒冷,模糊你的仇恨,缓解你的不安,掩盖你的哀伤。白大省在棉被的覆盖下昏睡了一天,当她醒来之后就再也不提报复郭宏的事了。”这两位主人公都有在苦与乐、善与恶、祸与福之间寻求转换的本领。他们总是遭遇苦、恶、祸,但顽强的“自我扯平”哲学促使他们处处化苦为乐,以善待恶,视祸为福。

由于如此,这种“小人物”往往体现出双重性格:“温暖而悲凉”。铁凝自己这样阐释她的白大省:“更像北京的一个死角,死角里一团温暖而略显悲凉的物质,一缕硕果仅存的精神”(铁凝《永远的恐惧与期待》)。无论是张大民还是白大省,都把他们的“温暖”气质与“悲凉”性格同时呈现给读者,让人欲悲还乐,欲乐还悲,难以释怀。正是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给读者阅读留下了较为广阔的意义空间,可以引申出多种不同阐释。

这样的写法及其被成功地指认为主流,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就眼下情形看,写正面“大人物”容易流于“假大空”,而写反面“小人物”又可能真实得让人恐惧。这就迫使作家们采取了一条变通之道:把“小人物”当成正面人物来写,以小为正。以小为正,就是把平凡小人物视为富于正面素质的人物加以刻划,并把这种平凡人的平凡素质看作这个时代的居于主流地位的正面规范或范式,正如刘恒自己以惊喜的口吻指出的那样:“写了20来年,自以为写了不少好的,最讨巧的竟是这一篇,让我吃了一惊”。(《老天爷饶命》)作家自己也想不到,这种以小为正的美学竟能帮助他获取个人写作以来最辉煌的主流认定。

这种以小为正的情形在其它获得提名奖的作品中也获得显示。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写了谢娘和六儿等一群市井人物。陆涛的《屈体翻腾三周半》讲述“刘姐”和李小喜的故事。母国政的《羊耳镇》说的是流浪儿土生被日本军人夫妇收养的奇特故事。这里的主人公都是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这似乎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印象:我们的当代小说正处在一个以小为正的年代?

不是热衷于写“大人物”而是尽力写好“小人物”,并且以“小人物”为“正面英雄”,这看起来是一种“倒退”。其实,老舍的遗产的鲜明特色之一,正是写北京的正面“小人物”。从美学上看,“小人物”并不“小”,正是它可能蕴藏着“大”,深埋着人生的丰富意味。与“假大空”之类粉饰之作相比,“小”的可能才是“正”的或“美”的。当然,在美学上人物本身其实无所谓大小之分,要紧的是如何写罢了。在这点上刘恒和铁凝确实显示了特殊的美学与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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